Matt Limmer是Angelia Seyfferth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也是位于纽瓦克的特拉华大学植物和土壤科学系的助理教授。
环顾四周，你很可能会发现一个新兴的另类卫生专业人员、实验室和控制公司的产业，它们都是围绕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念而形成的:我们人类已经被无拘无束的金属、塑料、化学物质、荷尔蒙以及现代生活的所有碎屑和废物污染了。危险的清单似乎无穷无尽:被通用电气扔进哈德逊河长达30年，直到1997年最终被禁的多氯联苯;现在堵塞了我们垃圾填埋场的源源不断的塑料，想必也堵塞了我们的身体;来自中国的汞;雌激素，氟化物，甚至电磁波。这种工业毒药是过去50年的产物，据说是自闭症和慢性疾病激增的原因。
但这是真的吗?
也许不是，也许我们的污染状况并没有比几十年前更严重。
我们，环境和它的居民，可以被各种各样的毒素污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为工业化的产物是环境污染物，但自然产生的毒素却大量存在，从来自太空的紫外线到由植物自然产生的用于自卫的化合物。根据某些标准，人类接触毒素的99%以上是由天然毒素造成的，而这些天然毒素造成的有毒身体负担在现代不太可能有明显的变化。
然而，这种天然毒素的存在不应该令人恐惧。作为生物体，我们已经进化出一些策略用于应对，比如肝脏，来减轻这些自然入侵者的伤害，这些策略也可以用来防御人类制造的毒素。
当考虑到我们当前和过去的污染时，不幸的是，仅仅研究毒素是不够的，相反，我们需要用暴露程度和化学毒性来计算每种毒素的实际风险，化学毒性通常与化学浓度相关。然而，确定过多的毒素造成的这两种危险因素很困难。在化学光谱的一端，人们对仍会暴露的、受调控的污染物(如石油产品的成分)有着充分的了解，化学光谱的另一端是未知物质——污染物的不良影响尚未被了解。
自从40多年前美国环境保护署成立以来，许多已知的有毒物质已被有效地从全球生产中移除，特别是在农药DDT的例子中，DDT的风险已经大于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受到的污染比以前少了: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受到了严格管制;工业污水附近的河流不会再着火;室外空气中颗粒物和臭氧的污染已经减少。
尽管如此，我们现在的工业生产、汽车和人口都比过去多，但地球却没有变大。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地修复或容忍许多污染物(这通常称为同化能力)，超过这一点自然系统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而且，新的、相对未经研究的化学物质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被生产。据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旗下的化学文摘服务(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CAS)称，目前人类至少需要应对1亿种潜在的新污染物，大约是地球上真核生物物种估计数量的10倍。了解潜在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行为与了解特定物种在环境中的行为类似;我们必须确定它在各种情况下的分布、生命周期和衰变速率。
类似地，虽然个体物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相关物种，污染物也类似于相似的污染物，但每种物种和污染物在某些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彻底研究每一个潜在的污染物需要时间和资源。第一步，估计我们所有这些化学物质的暴露程度就已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确定化学毒性甚至更加困难，因为毒性包括许多仍在研究中的损伤。通常情况下，急性毒性由于涉及的时间短所以被研究，但慢性毒性疾病，如癌症也是让研究人员越来越感兴趣。
由于化学物质和毒性的巨大多样性和复杂性，其监管和许多研究在历史上都是非常保守的，等待着看哪些化学物质在生物系统中积累或以其他方式产生毒性。这种方法模糊了我们回答这种观点问题的能力，只因这种方法包含太多的未知数了。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保守监管必须辅以积极的研究和监管。即使产生了大量潜在的有毒物质，我们仍有希望减少暴露于新出现的和易逃逸的污染物。现行法律保护我们免受许多已知污染物的侵害，前提是这些法律得到适当的执行。对于许多其他污染物，科学共识需要被推进到法规中去，而不需要遭受国家头条灾难的先决条件。基础研究需要继续发现未知的未知，开发用于预测风险和暴露的计算工具。无论我们是否或多或少受到了污染，可能永远都是无法回答的，但通过积极的研究和监管，我们可以努力将环境污染带来的风险降至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