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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全球贸易局势持续紧张,企业如何避免身在其中而不身陷其中?

2018-09-04 15:44:46 来源: 前瞻网 作者:
摘要:
中美贸易争端继续升级。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产品征收或宣布征收25%的关税,目前正在审查另外2000亿美元的关税。中国对美国征收的第一轮关税进行了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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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争端继续升级。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产品征收或宣布征收25%的关税,目前正在审查另外2000亿美元的关税。中国对美国征收的第一轮关税进行了回击,并表示将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从钢铁和铝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美欧汽车贸易(US-EU automotive trade),许多其它贸易关系也出现了紧张。随着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贸易关系卷入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对全球经济和企业来说,将需要付出多高的代价?

商业领袖对于贸易战的担忧程度方面的结论不同。处于担忧程度较低的一端,为那些来自高盛(Goldman Sachs)这样机构的评估。该机构认为迄今为止公布的关税仅将美国GDP削减了约1至2个基点。世界银行发现,即使关税的普遍提高也仅会使全球GDP减少不到1%,尽管全球贸易将下降近10%。处于担忧程度较高的一端是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它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及其影响会导致美国GDP下降5%,全球GDP下降2.5%左右。金融市场明显感到担忧。

商业领袖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我们认为,预测上的差异主要是评估影响范围的差异,而不是关税如何影响贸易的根本不同观点。但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缺乏对那些对个别公司最重要的指标的关注。我们提供了对公司贸易政策影响分析的9个观察结果,然后给出了高管如何应对的4个启示。

关于贸易影响分析的观察

总的来说,小额福利损失对你的公司来说可能意味着巨大盈亏。

贸易政策影响分析往往关注关税提高造成的福利损失。他们很少谈论单个的赢家和输家。如果征收关税,净福利损失往往不大——它们是用消费减少量乘以关税的一半来衡量的。但个人的得失可能是巨大的。政府和国内生产者获益,而消费者和受关税影响的企业受损。这种价值的再分配是非常重要的——用关税乘以所有剩余的贸易,用消费者价格乘以市场份额的变动来测量。

以美国钢铁关税为例。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在其关于钢材的第232条调查中报告称,美国目前进口钢材的市场份额约为33%(按进口量计算),并建议征收25%的关税,以将市场份额降至22%,同时将美国最终需求压低约4%。福利损失是关税税率(25% / 2 = 12.5%)的一半乘以消费减少(4%)=市场收入的0.5%。然而,转移的价值量是这个数量的倍数。外国生产商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销售额,相当于市场收入的10%。其中一些转移到了美国生产商身上,有一些转移到较低的市场活动上。外国生产商还将利润转让给美国财政部,原因是它们不得不为剩余的产品(相当于22%的市场份额)接受净关税。如果他们的差额下降,比如说,2个百分点,那么从绝对值上来说,这就相当于福利的全部损失。当地生产商赢得了市场份额。同时,由于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从整个销售中获得更高的利润,相当于市场的80%。

更精确的分析将着眼于市场动态、价格、利润率等方面的精细数据。尽管具体数字会发生变化,但更广泛的观点是: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变化远远大于净福利损失。对于个别公司来说,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

关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改变了价值;事实上,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企业不应被贸易影响评估的总数量太少所迷惑。

企业处于一个全球价值链的世界中。

贸易影响分析倾向于将贸易模型化为在A国生产并在B国消费的商品。然而,在全球贸易中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遵循着一种不同的动态。生产商品的许多不同步骤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地点,形成所谓的全球价值链或网络。这些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一直是世界贸易增长中比世界GDP快得多的关键驱动力——同样的商品在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之前,会被多次跨国运输(并被算作贸易)。

在全球价值链中,关税发挥的作用与传统模式略有不同。关税降低了一个地区的吸引力,因为它增加了进口成本。进出口都会下降。这可能会将生产从“保护”其生产者的国家转移出去,特别是当其他国家对最终产品进行报复并征收关税时。全球价值链也为企业提供了通过转移个人活动来规避关税的机会。然后,关税就无法“保护”整个价值链,只会让关税适用的市场中的一小部分活动受益。

全球汽车行业是全球价值链的典范,展示了这些动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许多欧洲生产商在美国设有工厂,利用欧洲零部件为亚洲市场提供服务。美国的关税很容易破坏这种模式,尤其是当中国以征收更多关税作为回应时。这将使美国作为生产基地的吸引力下降。全球汽车行业在关税管理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制造商有时会将现成的组装组件出口到对成品汽车具有高关税保护的市场,这些市场本身创造的附加值很低。

企业应该评估自己在价值链上的风险敞口,并审查自己的选择以应对贸易政策的变化。它们将受到许多供应商行业关税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终端产品市场。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更多的风险,但也提高了灵活度。足迹遍布全球的公司将通过更广泛的应对贸易政策条件变化的能力获得优势。

最重要的不是关税税率,而是市场弹性。

关税税率和受影响的贸易价值成为贸易政策的头条新闻。但它们如何影响应用它们的市场中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和供应弹性。有多少关税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国内生产商介入并夺取市场份额的容易程度如何?有没有不受关税约束的第三国生产商可能会介入?

这影响了整体福利收益,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价值如何在消费者、国内外生产者和政府之间重新分配具有重大意义。高关税在低弹性的市场中对公司来说无关紧要;它只是对当地消费者征税。然而,在一个具有高弹性的市场中,低关税会显著改变市场份额。

这种偏差还影响了常常用来衡量保护主义的指标: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在这里,保护的水平是由经常发生的贸易水平来评估的,而不是由于关税而没有发生的贸易水平来评估的。

企业应该充分了解他们所接触到的市场动态,而不是被名义关税税率分散注意力。那些处于具吸引力市场(进入壁垒高、转换成本高、对消费者至关重要等等)中的公司将受到最少的冲击。

关税是贸易保护的明显标志,但非关税壁垒对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大。

关税税率在官方规则和条例中明确地规定为非常狭窄的产品类别设定税率。过去几十年关税税率的降低是非常明显的,标志着实际贸易壁垒的减少。

虽然关税带来的负担越来越小,但由于各国不同的规则和规定而产生的所谓非关税壁垒的作用却在增加。这些非关税壁垒包括广泛的政策,从当地规定要求到健康和安全标准。在全球价值链的世界里,投资监管,包括允许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政策决策中享有追索权的争端解决机制,都是这套规则的一部分。它们被称为壁垒,但与关税不同,它们不能被简单地消除。

公司需要意识到这些规则和法规对其成本以及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地位的影响。与关税不同的是,没有利润转移到政府手中,但会产生满足具体国家要求的成本。这些规则的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成本,而且通常是大公司更有能力进行管理该成本。

调整的代价可能高昂,但通常不包括在评估中。

经济模型倾向于比较均衡的情况: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关税实施后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合理的方法,尤其是在考虑福利的总体变化时。但随着价值(和生产)的转移,它可能会错失重大的调整成本。它可能会低估短期影响,例如,随着企业调整生产规模来适应新的贸易政策环境,在不同地区的投资会出现暂时性的过度和不足。如果必须在长期贸易政策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代价高昂的调整决定,可能会导致推迟投资的积压,同时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举个例子,想想五大湖地区高度整合的美加汽车工业。在美国建立新工厂和培训新员工需要时间和资源。它还将导致经济波动:假设美国和加拿大的现有股本划分为80:20。随着贸易成本的上升,最优的划分现在可能会调整到85:15。这不仅意味着加拿大汽车投资从现在起将下降四分之一。这还意味着在中期内,加拿大的投资将进一步下降,直到达到更低的新股本比率。如果美国生产商不确定它们在美国的长期股本水平,那么它们在美国的投资可能无法以更高的价格和更低的产出弥补缺口。

企业需要分析经济的相关调整路径以及这对它们意味着什么。长期市场弹性往往高于短期弹性。价格和投资的短期波动可能超过长期水平。任何调整都需要进行投资企业需要确保自己有能力应对这些波动。

关税保护带来的好处并不是一笔意外之财,而是一种期许。

征收关税的目的一般是增加国内生产和就业,而不是为国内企业创造关税收入或利润。但在大多数经济模式中,关税收入确实在使保护成为一种可能增强福利的政策干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政策制定者希望,保护措施将鼓励国内生产商振作起来,变得更具竞争力。

因此,从关税保护中获益的企业需要接受一个分两步走的任务:首先,利用市场环境的变化,通过增加产量和提高利润率的组合来提高当前利润。第二,决定是否投资于提高产量和提升能力,以期在未来获得更有利的竞争,无论是否有保护。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是,企业将增加产量并进行投资。这可能并不总是利润最优化的选择。公司需要意识到他们选择的政治影响。

保护主义本身不会引发全球衰退,但其宏观经济影响可能会。

传统模型预测,即使关税大幅提高,全球GDP也会出现整体损失。为了模拟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崩溃,所有国家都转向非合作关税,研究预测平均关税将上升到35%到60%之间。全球贸易将受到影响,但全球GDP只会下降3%。贸易风险敞口较大的国家受到的打击会更大——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是如此——但这些国家往往是具有较高竞争力、能够更快复苏的经济。

那么,保护主义可能引发全球增长受挫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吗?不完全是。这将取决于保护主义如何影响投资者和金融市场对未来的整体看法,以及它们的行动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由于不确定性增加而导致的投资意愿可能会降低。进口价格上涨导致通胀上升的预期,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收紧,从而放缓增长。更高的风险定价可能会导致资金流动的重大转向,例如,新兴经济体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更高,而且通常波动性更大。这些宏观经济影响是各国央行和国际组织对贸易战的影响做出更为悲观评估的原因。事实上,英国央行的评估认为,这种次级效应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要比关税提高的直接影响大得多。

企业应该意识到贸易政策争端对全球经济气候造成的这些风险,尽管贸易政策争端对全球GDP的直接影响似乎不大。因此,保持弹性、制定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气候的计划变得更为重要。

当偏离自由贸易的承诺收益时,企业不能将开放市场视为理所当然。

对关税的经济评估揭示了一个经济学家们通常喜欢偷偷摸摸推行的关税的小秘密:国家作为进口国拥有市场权力,因此它们的最佳关税高于零。考虑到全球福利水平是自由贸易的最高水平,这可能令人惊讶,而且有很多言论称,征收关税就像是在伤害自己。但这与早些时候进口国通过征收关税从出口商那里获取一些价值有关,而这可能比当地消费者损失的价值还要高。事实上,经验评估表明,各国倾向于征收的关税远远低于它们转移价值的“最优”水平。

对于那些希望开放贸易占上风的人来说,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保护的好处往往很快就显现出来(地方活动增加,关税收入增加),而成本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散开来(生产率增长放缓)。

正是这种情况解释了为什么全球贸易体系在受到挑战时既如此重要,又如此脆弱。只有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为开放贸易提供一条可持续的道路。而且,只有那些偏离轨道的国家付出有意义的代价,才能在存在个人退出机制的情况下维持开放贸易。这需要强大的全球机构和最强大的贸易国的全力支持。个别国家施加的双边压力可以替代。但这也刺激了将成本转移到第三国的交易。这不大可能创造更开放、更有效的贸易。事实上,当不同的贸易壁垒将贸易转移到效率较低的生产国时,它会降低全球福利(这是WTO有最惠国条款的原因之一)。

对于企业来说,在试图评估全球贸易政策的变化时,了解这些动态是很重要的。高度的市场开放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它需要重要的政治领导和协调集体行动以实现和维持这一目标的能力。如果企业能够单独或集体地交流保护主义的长期后果,并考虑到它们在生产和销售的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它们就能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贸易塑造了长期竞争力。

经济学家早就知道,静态贸易模型中确定的关税造成的总福利损失是适度的。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捍卫来自一个我们迄今未讨论过的方面:贸易带来的动态收益。这种观点的本质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资本的更有效分配将导致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促使它们在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提高表现。将有更多的创意流动,创造更大的有效知识股本,以推动全球创新和生产力。

这些是贸易带来的动态利益,这解释了发达和新兴的开放经济体与融入全球经济水平较低的其他经济体相比,增长要高得多的原因。世界银行发现,开放经济体的增长率是封闭经济体的三倍,经合组织(ODEC)报告称,贸易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0个百分点,生产率提高了4%,许多研究报告称,低关税推动生产率更快增长。

企业的启示

不要把关税或计算出来的贸易影响误认为是对你的企业的影响。

贸易政策影响评估旨在观察高关税对净福利或GDP的影响。这对公司来说是相关的,但通常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公司想要了解对他们特定业务和利润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远远高于对整体福利的影响,甚至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另外,非关税规则和规定的性质也会对其产生更大的影响。非关税规则和条例规定了通过贸易和投资进入外国市场的方式。对企业的最终影响取决于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企业竞争对手的概况、自身的价值链足迹以及应用的各种政策工具。

不要停止计算关税对你的企业的利润影响——要全面分析你的战略可能需要改变的方式。

经济学家经常指出,贸易政策的长期影响才是真正重要的;这才是繁荣真正的得失之所在。这些长期趋势取决于公司是否改变他们的行为。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指示:企业面临的关键决策是如何重新调整业务以适应不同的竞争环境。与关税本身相比,这些应对措施对未来盈利能力的影响更为深远。企业应该考虑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和相应的战略转变,而不仅仅是关税的直接后果。

如果贸易政策变得不那么可预测,企业需要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已经习惯了一种稳定地(如果是缓慢的)降低政策导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路径。但通往全球自由贸易的道路既不是自动的,也不一定只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许多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着单个国家如何决定追求国家利益,它们之间的系统性互动可能导致一系列不同的结果。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难以预测这些结果的时期,因为自由化带来的进一步收益,在容纳相对(和绝对)赢家和输家方面,代价更高。

与此同时,贸易政策变化的最终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做出的反应。而这些决定——例如,投资新产能来获得市场份额,而不是提高价格获取短期利润机会——取决于对未来经济状况的更广泛预期。个人预期系统中复杂的反馈机制导致对贸易政策行动最终宏观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

在计划应对贸易政策行动变化时,企业需要为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做好准备。虽然对成本和价格的短期影响更容易预测,但潜在的更强大的长期影响将带来更高水平的不确定性和差异。

如果贸易政策行动及其对更广泛经济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需要建立分析这些行动的能力。

贸易政策的变化可能对个别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有时在净福利的总体变化中被低估。企业需要了解它们受到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工具的直接影响。他们还需要了解贸易政策行动可能引发宏观经济气候更广泛变化的潜在影响。

重要的是,企业受到贸易政策行动影响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它们的风险敞口取决于它们所关注的细分市场动态,它们生产系统的灵活性,以及它们价值链的全球足迹。企业在评估贸易政策影响时,需要考虑这些具体因素。他们还必须考虑是否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以便更好地应对贸易政策的变化。

企业需要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为评估未来更加不确定的环境做好准备,并以事实为导向的方式准备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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